不过，金融压力和宏观调整的下行风险已在急剧上升。
当前的经济困境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传统分析，往往是按出口、投资、消费三因素分析，预测增长中的问题，指出增长中的困境之处，然后寻找对策。第三，要及时发出明确的信号，坚决防范全社会的道德风险，重新确立严明的市场纪律和依法治国的理念。
第三，在坚持底线思维，采取适当的缓兵之计后，要及时发出明确的信号，坚决防范全社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老百姓)的道德风险，重新确立严明的市场纪律和依法治国的理念。这倒过来又影响了国内金融市场正确信号的形成，出现了当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资金配置市场化能力不足的问题，影响了中国经济走上健康的市场化轨道的进程。另一方面，即使美国QE政策在逐步退出，中国与脆弱五国毕竟不同，一是资本账户并未完全放开，二是增长潜力相对还比较高。而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仅靠货币政策的紧紧松松并不管用。增速下滑是合理的，硬用货币把它托起来反而会是危险的。
因此，如果要市场出清，相比金融企业，对实体企业的动作可以大些，可以先着手。第二，人口在慢慢老龄化，压力在减轻。而要实现这种变革，我们就必须跳出传统的国家间权力政治的学科理念，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进行更加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学科反思。
从一定意义来说，全球经济治理是对全球化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管理，是对市场经济失灵的一种调节以及经济运行结果不公平的一种合理纠正，是政府干预、调节和规制国内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13]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及全球治理所出现的困境，亟待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变量，多边进程下的全球治理将会怎样因为中国的积极加入而使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得到强化，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建树或中国式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关键。[5](P534-537)围绕公益性目标构建一个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
其核心问题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与趋同，以形成高质量的、单一的会计标准，建立全球范围内被普遍认可并执行的高质量财务报告准则体系。其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建树。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从学界研究热点到政要的积极态度，表明中国已从被动参与过渡到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为此，需要理论和政策的双重准备。第四，治理方式的问题。在作用的成效上，全球公民社会绝大多数能够取得明显效果的活动都是个案型的，难以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从国家层面上说，总体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形成的寡头分治、到美国为中心的单边治理、再到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和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
学科体系上是全球问题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全球秩序作为学科范畴体系的逻辑终点。因为探索中的全球学科框架尽管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基本形成共识，即学科特点是跨学科—多学科路径、整体性路径、多范式路径和全球关系研究路径。其理论深化需要走上一条跨学科—多学科路径、整体性路径、多范式路径和全球关系研究路径，需要经验实证方法的引入。不管全球学科的设想是否能变成现实，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全球治理所需的知识系统客观上涵盖了法学(含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门类，任何单独一门学科都可以从自身的视角加以研究，但无法完整、准确和深入地构建其理论体系，无法从整体上担当这一综合性课题的研究重任，对其研究必然是一条跨学科—多学科路径。
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政府间合作的全球治理模式得到了强化。尽管全球治理结构转型和机制改革还远滞后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但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围绕全球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作出努力和行动。
有效的全球治理一方面要求各国之间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各国的多样性需求，唯一的出路还是和而不同，[23]这是世界相互依赖条件下多边共治基本原则，也是和谐世界的智慧所在。[20]问题是如何把和谐世界理念转化为全球认同共享的知识？为此需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具体化和谐世界的全球治理思想的基本结构，和谐世界的概念包括四个全球治理改革的原则，即民主化、公正和共同繁荣、多样性和包容性、和平原则。
科技进步的力量特别是信息革命缩短了人类交往的时空距离，在加速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联系的同时，也诱发了国际摩擦和相互冲突。既然全球治理是一种组织结构，公司的组织结构则是要保证获得利润，国家的组织结构是要确保安全、福利和秩序，全球治理的组织结构是要有利于全球问题得到较好治理。 三、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学科属性是什么？ 全球治理的问题发端于国际关系学科领域，全球经济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研究伴随而生的课题也不应该例外。所以，面对当代世界多极化趋势，权衡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就成为全球治理理论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也就是说，参与国际事务的中国是和谐世界的倡导者和建议者，更应该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和维护者，有效的经验和行动效应一旦形成，通过系统化的提炼和推广，倡导的理念才比较容易转化为共识性的价值。一是国家合作模式参与，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结构必须反映这种变化，他们在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有共同的意愿和诉求，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体现这种群体效应，运用G20、金砖国家峰会等合作平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增强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全球治理理论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而来，全球性问题特别是以全球化负面效应为主要治理对象是全球治理的标的所在，这一点学术界基本无争议。[3](P6)一旦价值观对全球治理公益性目标发生偏离，真正合法和有效的全球治理就难以实现。
全球治理实践中的效率缺憾，并不意味着不能建立有指导性的全球治理理论。这种确认一方面来自自我认知与选择，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评判与认同。
针对产业关联纵深发展带来的贸易全球化与全球贸易共同管理不足的矛盾，要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贸易自由化，以调解和处理贸易纠纷。按经济领域的构成来划分，全球经济治理可以由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全球金融治理、全球贸易治理、全球产业治理等子系统构成。
要使得现行的多边治理体制因中国的因素显得更加有效，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国际集体领导的责任，责任的增加需要中国在现有的国际制度变革中相应的影响力、发言权和决策权的提升，也需要在集体行动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维护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而在这种利益认知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定义的利益，而是更多地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联系起来判断利益。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领域还仅集中在那些主权国家不能完全顾及的领域，如环境、人权、贫困、救济、毒品、艾滋病等领域。所以在没有政府的治理条件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执行主体更强调各国政府的共治，特别是带有超越主权意义的正式国际组织(IMF、WTO、WB)以及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合作平台(如G20，金砖国家峰会等)。国际组织的改革机制设计。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论脆弱吗？ 和其他理论一样，全球治理的理论来源于全球治理的实践，这种实践主要体现为建立国际秩序、解决全球问题的集体行动。第三，治理对象的问题。
二是和谐世界与共同价值的衔接。从方法论上讲，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基本上是运用规范的研究方法，更多是价值判断和应然性地讨论，在实证上主要是基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分析方法，还处于前实证阶段。
在研究工具上，全球治理多元行为体组成的集团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尤其是在日益多极化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世界里，博弈论作为一个有力的研究工具，可用于寻求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的均衡解，分析这一集体行动的难题。民主化和多元化也是新多边主义理论孕育的思想理念，对多边主义的理论的完善有待于体现更多的中国模式。
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参与治理的理念、态度(意愿)、能力、地位、权力和责任配置。无政府下的合作是通过规则来管理世界的，尤其是正式规则是秩序的重要保障。所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治理理论为我们描绘了全球社会的美好目标，全球治理的理想与现实治理成效之间的反差显著，使学者们质疑全球治理的乌托邦色彩。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直是全球治理的基本目标。
然而，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需要随着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而转型，以适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这是国内外学界日益形成的基本共识。上述这些涉及权力、责任、制度乃至于话语权和代表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法等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来构建基本的研究框架。
对于全球治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而言，全球治理理应作为全球学的重点研究领域。而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市场运行主体，企业的社会责任赋予它具有一定的善治职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的外部治理过程中也需要考虑跨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但作为本身利益的追求者甚至是部分全球问题的制造者，无法超然地行使宏观经济调控等公益性目标。
完善加入中国变量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的理论。就全球经济治理而言，首先涉及治理结构和机制问题，如G20、IMF、WTO、WB等如何改革创新其内部治理结构，构建有效的治理机制和制度体系，这些治理主体主要的治理任务和职责如何协调，从而整体上形成规则基础上的共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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